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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农村青年找对象难”:男性和女性的困境差异
2022-11-21

原标题:“农村青年找对象难”:男性和女性的困境差异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前一段时间,因一篇“解决农村大龄男娶媳妇难”的文章,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再次引发热议。在人们的讨论中,当代年轻人婚恋问题常常被解读为,农村男青年和城市大龄女性择偶难的简单对立。

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从2007年开始,持续到全国各地的农村,进行适婚青年婚配问题的田野调查。根据他的研究,从80后进入适婚年龄以后,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结婚难的情况。

但性别失衡叠加了经济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后,这一现象在不同地区、不同时间的呈现形势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,其中既包括中西部农村地区的“天价彩礼”现象,也包括东部农村和县城女性的结构性婚配困境。

在杨华教授看来,“如果只是简单呼吁移风易俗、改变‘天价彩礼’等措施,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,甚至连‘治标’都没能做到。有的地方‘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’,这也不是办法,人口是自由流动的。”

以下是杨华教授的讲述:

农村男青年结婚难:南北方的异同

十几年前,我还在做博士论文调研时,就关注到了农村青年结婚难的现象。当时我主要研究的就是农村问题,如农村妇女、农村老年人养老等。只要到农村调查,一定会了解受访者的家庭情况,比如家庭结构、婚姻情况、家庭收入。

2007年底我们团队去湖北英山调研时,当地一个村子里10个适婚男性当中,有四五个是光棍,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“光棍村”,这给了我很大的冲击,就开始特别留意这个问题,当成一个课题来研究。

《大江大河》剧照 2007年至今,我们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,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。最近刚从河南驻马店调查回来,在那里待了18天,每天上午、下午每个单位时间至少访谈1~2个人,一个人访谈1~3个小时。走的地方多了,就发现在全国,80后进入适婚年龄以后,农村男青年都出现了结婚难、“光棍”多的情况。

在社会学里,有一个词叫“婚姻挤压”,是指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后,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。婚姻挤压现象的出现,我把它分成三个层级来解释,第一个层级是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,第二个层面是地域上的梯度挤压,这是中观层面的,第三个层级是竞争挤压,这是微观层面的。

先说性别挤压。在中国农村,被挤压的是男性。男青年难找对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性别失衡,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出许多。

《光棍儿:中国结不了婚的男人们》剧照 性别比是以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的,一般是在102~107之间,也就是说,出生100个女性对应102~107个男性是正常范围。在这个范围的性别比下,有些男性会往下一个年段寻找对象,有一些身体有残疾的男性最终可能就找不到对象。

根据统计数据,1982年起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有所失衡,那年的比例是108.47,稍微超出正常值范围,但1990年就升高到111.87,已经高出正常值许多,2000年上升到了116.96,属于超常规性别比了。这种失衡在农村更突出。

不过,农村结婚难的问题,在南北方出现的时间不一样。在南方农村,婚姻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,也就是说,很多70后已经在为结不上婚而烦恼;但在北方农村,主要是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,婚姻问题出现得相对晚一点,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才凸显。

《光棍》剧照 这种南北差异,除了性别失衡外,还有人口流动的影响。在南方,尤其是云贵川等西南地区,耕地面积小,年轻人从80年代就开始向东部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。按照我国的传统,女性可以外嫁,而男性即使外出,一般也会回本地结婚。所以南方农村大量女性流出之后,这些地方的本地通婚圈很快就瓦解了,适婚男性在本地也就很难找到对象。

而北方的耕地面积大,农村人口外流相对比较慢。90年代时,这些地区主要是男性外出务工,女性大多留守家乡,本地通婚圈没有被打破,所以80后尚且没有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光棍现象。

但最近十几年,不管南方北方,到东部、到大城市里务工已经成为了大趋势,年轻人口都在流失。一般来说,在外地,女性能够很容易找对象、结婚,并留在打工的城市。最后造成的结果是,中西部相比东部、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,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女性资源稀缺。通俗来说,就是“山上的姑娘嫁山下,山下的姑娘嫁城郊,城郊的姑娘嫁城里”。

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婚姻挤压的第二层级——梯度挤压,指的就是因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有较大差异,自然、经济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农村,适婚男性“被挤压”的现象。

“彩礼”的竞争

人口流动导致城里的男性相对容易结婚,山上则成了“婚姻低洼地”。因此,山上的男性就不得不提高婚姻支付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,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“天价彩礼”问题。

一般来说,农村地区还是更偏好本地婚,双方知根知底,婚姻较为稳定,也有利于增加男女双方的社会资本。在性别比相对合理的状态下,彩礼多是象征性的。

以前我们在南方农村调研发现,性别均衡时,彩礼钱不会很多,叫做“奶水钱”,是男方给女方家庭的劳动力补偿。其逻辑是,女性外嫁,对其原生家庭来说,是抚育成本和劳动力的纯损失,因此婚姻的成本主要由男方来承担,包括酒席花费、彩礼、首饰等。

《山河故人》剧照 但后来,在性别平衡本就被打破,女性还大量流出农村的情况下,条件较差地区的适婚男性要想结婚,就得加筑自己的婚配条件,形成“比较优势”,彩礼除了补偿女性的原生家庭外,还增加了竞争成分。

这就是我上面说的婚姻挤压第三层级了——竞争挤压,指的是婚配圈子里,低洼地带内部、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男性就会被挤压掉。注意,这里真正参与竞争、相互绞杀的,全是低洼地带的适婚男性。因为性别相对均衡的发达地带,适婚男青年找对象没有那么难,无需参与如此激烈的竞争。

不过我这里说的“彩礼”,除了明确支付给女方的那笔钱,还包括其他婚姻成本,比如农村男青年为了结婚,在城镇买房、买车、买更高档的东西等。我们这次在驻马店地区调研,当地明确需要付给女方的彩礼钱一般是12万到15万,高的有18万,但当地男青年主要的结婚成本并不在这笔钱,而是房子、车子这些结婚的硬条件。

《剩女》剧照 十年前,当地男青年为了娶媳妇,可能要在村里建一栋新房子,现在则变成了要在县城买套房子。我调研的这个地方,县城100平米的房子需要60万,买辆车20万,再加上彩礼、婚宴等等,一个儿子娶媳妇,至少要准备100万。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每年存10万左右,就已经很多了,也要攒七八年时间,一个儿子的结婚成本那么高,谁还敢生第二个儿子?

这种竞争也会引发女方的标准提高。我们调研时有一个访谈对象,他的大家族里,舅妈和姑妈两家都有女儿。舅妈家的女儿先结婚,当时彩礼20万,是当地最高的水平。那么再往后,姑妈家的女儿要结婚时,彩礼肯定不会低于20万了。

因为在当地,哪家索要的彩礼突破了之前的高线,其他女方家庭便会往这个标准靠拢。即使有些女方家长比较开明,不想给男方带来压力,会明确不要彩礼,但女方家庭必须到处宣传是自己主动不要彩礼,而不是对方不给彩礼,否则会显得没有面子。

另外,彩礼的高低也和一个地区父辈对子代婚姻责任感的强度有关。毕竟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钱,婚姻成本太高,最终还是得落在父辈的身上。在父代对子代成婚责任感强的地方,“帮助子女结婚”变成了父母心里必须完成的一项人生任务。这甚至决定了他们在村庄中是不是有面子,有尊严,人生是否圆满。

但父辈作为重要甚至主要参与力量的婚配中,无论是因为他们的偏好,还是社交能力,都导致他们更倾向为子代寻找本地婚姻对象。但刚才已经说过,中西部农村的本地女性资源本就很少,这种选择偏好只会推动当地男青年继续提高彩礼,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,几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《大江大河2》剧照 在父辈的强责任感下产生的婚姻,还有其他的问题,比如闪婚。因为年轻人大多在外地打工,又要选择本地婚,那就只能每年过年期间密集相亲,相中之后十几天内走完结婚流程。这样的婚姻没有强有力的感情基础,当事人往往在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合适,或者发觉有更合适的人选,随即闪离。

从这个角度,“天价彩礼”的出现,是性别挤压、梯度挤压和竞争环境共同导致的,本质是为了结婚而付出的成本。不要一笔彩礼,还可以要房子、车子,婚姻成本并没有真的下降。

正是因为资源过少,竞争门槛又越来越高,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了非法性质的团伙,进行拐卖妇女、骗婚等刑事犯罪。

《盲山》剧照 如果只是简单呼吁移风易俗、改变“天价彩礼”等措施,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,甚至连“治标”都没能做到。有的地方“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”,这也不是办法,人口是自由流动的,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,当地如果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,人口一定是中西部往东部走、农村往城市走,只靠呼吁和鼓励是留不住人的。

东部农村和县城女性困境

除了农村男青年,我调研出来的农村女青年婚姻的现实情况,跟现在网上讨论的焦点不太一样,尤其是东部农村女青年的婚配状况。

在网上,大家常常会看到关于城市女性的讨论,好像城市里没有结婚的大龄女性很多。但是之前有研究发现,城市里大龄未婚男性是比女性更多的,在农村,差距就更悬殊了。

重庆大学的董天策老师在一篇研究论文里说到,“所谓城市‘剩女’其实是在消费主义藩篱下被刻意构建出来吸睛的媒体奇观”。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,城市里的大龄女性没有结婚,更多是个人选择,只要有个人意愿,择偶还是比较容易的,因为城市里的大龄适婚男性也很多。

伴随着单身群体的壮大,一个人的经济正在成为新的主流。(视觉中国供图) 反而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东部农村,根据我的调研,确实存在适婚女性找不到对象的情况。这里的东部“农村”,我把范围放宽到了县城、集镇和村庄三个层次,因为东部地区的县乡村一体化程度较高,无论是生活、工作,都已经是县乡一体,不像中西部的农村和县城界限那么明显。

适婚女性找不到对象,这显然和全国及农村超常规的出生性别比是相悖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?

刚才提到了,中西部农村大量适婚女性流入了东部地区,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东部地区失衡的出生性别比,甚至导致人口流入地区的适婚女性多于男性,从而大大拓展了当地男性婚姻市场的选择空间。虽然也有外地男性流入,但当地女性一般会更偏好“本地婚”。所以,东部市级以下地区,从结构上来说,女性的择偶其实是更困难的。

《不结婚》剧照 而且,在东部农村,党政机关的“公务员”是被公认的优质工作岗位,有地位、有优质社会关系、有较多福利、有较大上升空间。在这里工作的男青年,结“本地婚”要找到一个条件相当或者相对差一些的女性很容易,因为这个群体几乎是当地所有女性择偶时的最佳选择。调研时,访谈对象就会提到,有时一个地方事业单位刚进来个男青年,就有许多同事来帮忙介绍对象了。

相比之下,同样是公务员、家庭条件不错的女性,很多人不会选择外地来的、体制外的男性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看起来县城里条件很好的“白富美”,最后可能在择偶中被“剩下来”。

《大江大河》剧照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的农村,适婚男青年很多都是靠父母帮助,边立业、边成家。这种模式下的男青年,很少选择“晚婚晚育”,婚姻被父辈掌控的可能性也更大。

而在大城市里,许多适婚男性是因为考学或工作来的,是典型的“进城一代”,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承担他们在大城市结婚的高额成本,特别是买房的巨额负担。另外,父母一般长期居住在老家,较少搬进大城市与子女共同生活,即使是“催婚”,也就是回家时或者打电话催促,他们对自己婚配的决定权往往很大。

回到农村地区,总的来说,目前全国农村适婚青年的婚姻问题是不均衡的,本质上都是因为人口性别比失衡和经济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。要从解决这个问题,除了要从经济上入手,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,吸引年轻人就业,也要致力于降低适婚男女性别比。